第四十四章 临朐城内人心乱1 (2/2)

田烈温颜道：“你们专程来此探望，不想恰逢匪事，若是因此遇到意外，老夫可是愧对你父了！昨日我去县衙拜会县尹大人，请求准许你二人出城南下，但县尹大人回道此是县达鲁花赤大人所定，他亦是无法，那蒙官乞篾儿一向轻视汉民，我再去其府上拜会他却不得入，如今只好委屈你们两位在此多待几日了。希望上天眷顾满城子民，不要发生刀兵斧钺之事。”

“此事累及世叔费心了，汉生不胜感激！”孔英，子汉生，随着再施一礼。

“无妨，你们是我的晚辈，我与你父多年相交莫逆，两家本就不分彼此。现在朝廷昏暗，乱象频出，我等读书人实在是空有济世之念，却无医乱之良方，可叹，可叹！”

“世叔也莫要烦恼，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元廷一向漠视我汉家子，就连科举都曾多年取缔不用，到了延祐元年才开始开科取士，但是依照朝堂定制，蒙人、色目人就可轻取一半名额，我汉家万千学子苦读数载，最终每届能够入得朝堂的也不过半数。更何况蒙古、色目人只考两场，汉人、南人却要考三场；所出试题的繁简深浅亦大相悬殊，不公若此，还有何可言！即便侥幸过了殿试，朝廷任命时也都是重蒙轻汉，此种科举在汉生眼里实在是可笑。家父倒是屡劝小子参加去年的会试，不过小子顽劣，不喜功名，所以没有参加，至今家父还是恨恨不已。”

“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学得文武艺，售与帝王家。你的才学已名动乡里，汝父自然是望子成龙，若能金榜题名，不仅可以学有所用，一展报国治政之念，也可告慰祖宗，光耀门厅。读书入仕方是我辈的正途。切切不可误了自己可用之身。”

“小子受教了。”孔英知道田烈一直都有读书入仕的理念，这与自己的不屑于参加会试的念头格格不入。只是元廷自忽必烈始就长期不重科举，由吏入仕成了进身的常用途径，天下儒生出头无望，自然对此深恶痛绝。

其实是否沿用唐宋科举，元廷高层自入主中原后就曾多次激烈辩论，到了忽必烈时，主流派认为这些儒生不通俗务，专擅文章诗词。空谈误国，金宋之亡就是明证，元世祖才彻底否了科举制。故元灭南宋后，常有一些儒生痛呼：以学术误天下者，皆科举程文之士。儒亦无辟以自解矣!

后由吏入仕之弊端日益显现，重开科举的呼声才日益抬头。直到仁宗皇庆二年（1313年），有中书省大臣建议恢复科举制度，并且提出意见，认为经学、词赋是两回事。经学是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词赋是做吟诗课赋的文字勾当。自隋唐以来，因取人专尚词赋，本末倒置，遂建议将律赋，题诗等都不用，止存经学。经学讲得是四书五经，以程子、朱晦庵注解为主。元帝采纳后，次年即举行考试。以后每三年考试一次，分乡试、会试、殿试sān_jí。

时人概括道：元代科举是“倡于草昧，条于至元，议于大德，沮泥百端，而始成于延佑”。

乡试科场，全国共设17处，从赴试者中选合格者300名到大都会试。会试定于乡试次年二月举行，科目与乡试同。会试共取录100人，其中蒙古、色目、汉人、南人各25名。到了殿试诸生不再被黜落，只是以其对策定高下，重新厘定等次，以蒙古、色目人为右榜。以汉人、南人为左榜，唱名公布。

元代后期50多年，科举取士(包括国子监生员会试中选者)共1200余人，占当时相应时期文职官员总数的4。按比例，只相当于唐代和北宋的十分之一强。不过，元朝是最先把程朱理学规定为考试取士的标准，此后维持了将近600年。

孔英不愿入仕，一是蒙廷占据华夏后，虽采纳汉法治汉地，但元廷为了保护蒙古人地位，不仅称国人为蒙古人，而且推行蒙古人、穆斯林（包括西域各族和西夏人）、汉人（原北地的汉人）、南人（长江流域以南的汉人）等四种人差别对待，孔英身为大儒旁系，朝廷对其亲族还是有所偏重，但是看到寒窗学子苦读经书，最终多数是仕途无望，反倒累得家计更为艰难，孔英只觉得可悲可叹。只是父亲与田烈的想法始终是儒学至上，科举入仕，希望子侄们能够鱼跃龙门，光宗耀祖。特别是朝廷开科取士后，两人更是热心殷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