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要我做序的书,已经托故取回。期刊上的我的题签,已经撤换。
三,报上说我已经逃走,或者说我到汉口去了。写信去更正,就没收。
四,有一种报上,竭力不使它有“鲁迅”两字出现,这是由比较两种报上的同一记事而知道的。
五,一种报上,已给我另定了一种头衔,曰:杂感家。
〔8〕评论是“特长即在他的尖锐的笔调,此外别无可称。”然而他希望我们和《现代评论》合作。为什么呢?他说:“因为我们细考两派文章思想,初无什么大别。”(此刻我才知道,这篇文章是转录上海的《学灯》〔9〕的。原来如此,无怪其然。写完之后,追注。)
六,一个学者〔10〕,已经说是我的文字损害了他,要将我送官了,先给我一个命令道:“暂勿离粤,以俟开审!”
阿呀,仁兄,你看这怎么得了呀!逃掉了五色旗下的“铁窗斧钺风味”,而在青天白日之下又有“缧绁之忧”〔11〕了。
“孔子曰:”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怕未必有这样侥幸的事罢,唉唉,呜呼!
但那是其实没有什么的,以上云云,真是“小病呻吟”。
我之所以要声明,不过希望大家不要误解,以为我是坐在高台上指挥“思想革命”而已。尤其是有几位青年,纳罕我为什么近来不开口。你看,再开口,岂不要永“勿离粤,以俟开审”了么?语有之曰:是非只为多开口,烦恼皆因强出头。
此之谓也。
我所遇见的那些事,全是社会上的常情,我倒并不觉得怎样。我所感到悲哀的,是有几个同我来的学生,至今还找不到学校进,还在颠沛流离。我还要补足一句,是:他们都不是共产党,也不是亲共派。其吃苦的原因,就在和我认得。
所以有一个,曾得到他的同乡的忠告道:“你以后不要再说你是鲁迅的学生了罢。”在某大学里,听说尤其严厉,看看《语丝》,就要被称为“语丝派”;和我认识,就要被叫为“鲁迅派”的。
这样子,我想,已经够了,大足以平平正人君子之流的心了。但还要声明一句,这是一部分的人们对我的情形。此外,肯忘掉我,或者至今还和我来往,或要我写字或讲演的人,偶然也仍旧有的。
《语丝》我仍旧爱看,还是他能够破破我的岑寂。但据我看来,其中有些关于南边的议论,未免有一点隔膜。譬如,有一回,似乎颇以“正人君子”之南下为奇,殊不知《现代》在这里,一向是销行很广的。相距太远,也难怪。我在厦门,还只知道一个共产党的总名,到此以后,才知道其中有cy〔12〕之分。一直到近来,才知道非共产党而称为什么y什么y〔13〕的,还不止一种。我又仿佛感到有一个团体,是自以为正统,而喜欢监督思想的。〔14〕我似乎也就在被监督之列,有时遇见盘问式的访问者,我往往疑心就是他们。但是否的确如此,也到底摸不清,即使真的,我也说不出名目,因为那些名目,多是我所没有听到过的。
以上算是牢骚。但我觉得正人君子这回是可以审问我了:“你知道苦了罢?你改悔不改悔?”大约也不但正人君子,凡对我有些好意的人,也要问的。我的仁兄,你也许即是其一。
我可以即刻答复:“一点不苦,一点不悔。而且倒很有趣的。”
土耳其鸡〔15〕的鸡冠似的彩色的变换,在“以俟开审”之暇,随便看看,实在是有趣的。你知道没有?一群正人君子,连拜服“孤桐先生”的陈源教授即西滢,都舍弃了公理正义的栈房的东吉祥胡同,到青天白日旗下来“服务”了。《民报》的广告在我的名字上用了“权威”两个字,当时陈源教授多么挖苦呀〔16〕。这回我看见《闲话》〔17〕出版的广告,道:“想认识这位文艺批评界的权威的,——尤其不可不读《闲话》!”这真使我觉得飘飘然,原来你不必“请君入瓮”,自己也会爬进来!
但那广告上又举出一个曾经被称为“学棍”的鲁迅来,而这回偏尊之曰“先生”,居然和这“文艺批评界的权威”并列,却确乎给了我一个不小的打击。我立刻自觉:阿呀,痛哉,又被钉在木板上替“文艺批评界的权威”做广告了。两个“权威”,一个假的和一个真的,一个被“权威”挖苦的“权威”和一个挖苦“权威”的“权威”。呵呵!
祝你安好。我是好的。
鲁迅。九,三。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七年十月一日《语丝》周刊第一五一期。
〔2〕《鲁迅在广东》 钟敬文编辑,内收鲁迅到广州后别人所作关于鲁迅的文字十二篇和鲁迅的讲演记录稿三篇、杂文一篇。一九二七年七月上海北新书局出版。
〔3〕“革命后方” 一九二六年七月国民革命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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