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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谁使我在深夜里尖叫》

每个女人都一样，很多年前她们清水脸，后来她们哂伤妆，再到后来她们粉红兔子妆，再到后来，她们裸妆，其实也就是清水脸。

我在最繁荣的步行街上找到了一辆没人管的三轮车，我坐了上去，开始看她们，我的目光跟随着女人们的颜色游移，她们有些是宝蓝色的，有些是紫红色的。我经常会为了看女人而上街，我喜欢看她们，她们有的很难看，有的很美。

对面的商场里挤了很多人，外面的人要挤进去，里面的人要挤出去，他们进进出出，快乐极了。很突然地，我对面的这些人，全部都消失了，我看见一个瘦弱的女人，坐在商场门口，一张大桌子的后面，她的桌子上摆放着凌乱的塑料杯，盛热八宝粥的罐缸，她埋头清点粥的数量，然后仰起脸冲着每一个路过的人微笑。

我向她招手，她很快就明白了，她端着一杯粥，横穿马路，缓慢地向我走来，她很注意姿态。

五颜六色的八宝粥，杯子里有一把玲珑的小勺子，我小心翼翼地捧着我的粥，让自己坐得更舒服些。我的手指开始暖和起来。

我看见一个可怜的孩子，天气多么冷，她却穿着短裙，长出膝盖一小段的薄袜子，裙子和袜子中间露着一段真正的腿，天气太寒冷了，那段腿已经完全变成了青色。她像一只兔子那样蹦蹦跳跳，她的小皮包遍布了劣质皮革黯淡的黑斑点。

我捡到过那样的一只小皮包，里面有一个穷女孩子的全部，劣质口红，断了的眉笔，小圆镜，身份证，零碎钱，还有一张未婚证明，一切结婚要用的资料和介绍信，还有她的男朋友寄给她的分手信，那个男人说了很多很多借口，他说他爱她，可是他不能娶她。我把那个小皮包交到派出所的时候他们都冷冷地看我，我不喜欢他们。他们冷冷地收下了，往桌上一放。我说，你们可以从她的身份证找到她，你们一定要把这个包还给她，这些东西对她很重要。可是他们冷冷地看我，连收条都不写一张。

我想也许是因为我的年纪太小了， 我二十岁，在c市工业技术学院计算机系念三年级，现在我在放寒假，我马上就要念完书了，我会永远都放假。

我的青黄不接的二十岁，没有人会认真地对待我。

我也做不了青春活力了，我有一点儿老，十五岁的小女孩子叫我阿姨一点也不过份。

有一个男人很大声地问那个可怜的孩子，妞，冷不冷？我猜测他从北面来，我们这儿从没有妞这个词。词汇很重要。

当我和雅雅都还是问题少女的时候，我们坐在酒吧里，和每一个看我们的男人说话，有两个男人每说完一句话，就用牛逼这两个字做结束点缀。那时候我和雅雅刚刚去了一次南京，我们就问他们是不是南京男人。

那两个男人很和蔼地告诉我们，他们不是，南京男人只会说傻逼。

很多年以后我和雅雅在广州，我总是听到他们优雅地说，顺着小母牛的后腿往上爬。后来我问一个广州男人，我说，你们说的那么长的一个句子究竟是什么意思呢？那个男人说，哦，就是够牛逼的意思了啦。

那时候我已经开始职业写作了，我在深夜写作，在白天睡觉，我会为了看一个人去看一部奇怪的电影，是这样，我为了能够看到窦唯而去看了《北京杂种》，我更喜欢年轻时候的他，像我的朋友雅雅说的，他还年轻着，他还没有面对着一个女人猜疑她或者被她猜疑。

其实我在二十岁就看到了《北京杂种》的剧本，是雅雅辛辛苦苦抄的本子，那时候已经九十年代了，我曾经劝她说，你应该去复印，手抄本是什么年代的事情了。

雅雅说她在行为艺术，她幻想手抄一万部电影的剧本，然后展览它们。当然现在她早已经放弃了。请原谅我们的年轻，那时候我们还年轻着。

我在四年以后看到了真正的电影，我看到一个名字叫做毛毛的女人，她怀孕了，孩子的父亲卡子要求她做掉孩子，在雨中，他们争吵，然后毛毛失踪了，然后毛毛躺在手术台上，可是堕胎是一种罪，然后卡子走来走去，卡子抽烟，最后卡子找到毛毛了，孩子哭了。

其间崔健和窦唯不停地唱歌，崔健比窦唯唱得多，但是他没有窦唯帅。藏天朔爬在窗台上，他还是那么胖。直到结束，我还没有听到何勇唱《钟鼓楼》，我爱那首歌甚过一切。

电影有英文字幕， 我看到他们把“牛逼”翻译成了“”，我就笑起来了，我在想如果它愿意更换片名那么它就有可能被更多的人看到，当然我的这个念头很蠢。但是每一部电影都是有时间的，如果它一直被拖延着，就会变得不重要，或者要等到很久以后，它也许会被很久以后的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