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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让罗荣桓能够安静地休养，新四军领导特意把他安排在一个环境幽静的地方。住的是几间桑竹掩映的新茅屋，在这里听不到枪炮声。可罗荣桓却一心挂着山东战局，想着自己的工作，无心静养，便不顾陈毅等人的一再挽留，于6月20日踏上了返回山东的归程。

在回山东的路上，罗荣桓似乎已感到疾病对自己生命所构成的威胁，对守在担架旁的林月琴说：“我要订一个5年计划，争取再活5年，打败了日寇，死也瞑目了。”

林月琴对罗荣桓的病心中没有底，她抑制着焦虑的心情，安慰他说：

“你的计划一定能够实现，将来革命胜利了，就有条件把病治好了。”

“是吗？”罗荣桓笑了一下，没有再说什么。

当年秋后，陈毅又专门派北京协和医学院毕业的专家黄农（后改为王雨田），陪同罗生特到山东为罗荣桓治病。

这两人的到来，给治好罗荣桓的病又带来了希望，罗生特也有机会了解罗荣桓的为人。

罗生特身材高大，性格开朗活泼。在新四军时，常同性格同样十分豪爽的陈毅、彭雪枫拊掌而谈，有时还拍拍肩膀，开几句玩笑。但他认识罗荣桓后，发现罗荣桓的性格与陈毅、彭雪枫完全不同。罗荣桓沉静含蓄，但又十分平易近人。罗生特同他交谈时，他往往是听得多，说得少，而每次说话又都是言简意赅。

罗生特还喜欢了解一些中国革命将领的经历，到山东后，他对罗荣桓进行“采访”，然而不管他怎样动员，罗荣桓还是很少谈自己的过去。

有一次，罗生特听梁兴初说，罗荣桓曾在“湖西事件”中救过他的命。罗生特颇感兴趣，去问罗荣桓，可罗荣桓只是淡淡一笑，说一声“这都是应该做的”便完事。

罗荣桓夫妇经常留罗生特在家吃饭，相处如同一家人。他同罗荣桓的孩子东进混得很熟，东进称他为“大鼻子叔叔”。

罗生特毕业于维也纳大学，曾因参加反法西斯斗争而被捕，在狱中被法西斯暴徒打断了两根肋骨。来山东后，罗荣桓对他非常关心。前线缴获的炼、咖啡等罐头，罗荣桓都吩咐送给他吃。然而，限于条件，有时罗生特也得啃煎饼。常常寄养在老乡家中的罗东进吃惯了高粱煎饼，称之为“嘎崩”，啃起煎饼来，也是津津有味。罗生特学着东进的话说：

“这个嘎崩很香。”

罗荣桓回到山东不久，就在8月间，朱瑞奉命回延安准备参加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9月，罗荣桓被任命为山东分局书记。这样，罗荣桓的工作又加了一码。

自罗荣桓主持分局和军区的领导工作后，山东根据地完全实现了党的一元化领导，军队和地方的一切工作，均在山东分局和山东军区的统一领导下行动。这时的山东分局，由罗荣桓、黎玉和萧华组成。到1944年下半年，又增加了舒同为委员，担任分局的秘书长。他们四人组成的山东分局形成了统一领导山东斗争的核心。黎玉在领导山东人民武装起义、建立山东纵队和山东抗日根据地的过程中，作出了卓越的贡献。这时，他除了兼任山东军区副政委以外，主要是分管地方党政方面的工作。他积极支持罗荣桓，做了大量的工作。

罗荣桓会做别人的思想工作，又善于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凡遇重大问题，别人有不同意见时，他从不独断专横，总是广泛听取意见，集体讨论决定。他常常把与自己共事的几位领导干部，形容为他的“三头六臂”。他自己也经常对人讲：

“我自己能有多大本事？还不是依靠大家的努力！”

1943年以后，山东共产党的领导出现了空前的团结一致，大家的心情也比以前愉快多了。说来也奇怪，罗荣桓的病也再没有向更坏的方向发展。

内部出了叛徒

就在山东八路军忙于应付李仙洲进入山东的紧张时刻，从冀鲁边区传来一个不好的消息：1943年6月30日，冀鲁边军区司令员黄骅被刺。

黄骅被刺不是国民党干的，也不是日本人干的，而是八路军内部自己人干的。这对罗荣桓来说是个不小的打击，因为在此之前，115师在这一地区花费了大量的心血。在山东6个大战略区中，1942年和1943年处境最困难的就数冀鲁边区了。1938年8月，萧华率343旅机关部分人员和小量部队进入这一地区，与当地的抗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