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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点零5分时，两个小组的射击手已经守候在各自事先看好的射击位上。巴斯蒂安·蒂尼亲自担任了望员，他站在距射击地点向巴黎方向约100米处的一个公共汽车站旁，他手里拿着报纸，眼睛一眨不眨地向远处望去。

他们共同约定的信号是：他挥动报纸向站在面包车旁的第一组组长赛格·贝尔尼发出命令，后者再把命令转达给四肢伸开趴在他脚边的射击手。阿兰·布格勒内将开车拦截警车，而“拐子”乔治·瓦当开枪扫射。

戴高乐总统的小车队离开巴黎市中心拥挤的街道，进入较宽阔的郊区大道时，车速已接近每小时60英里。马鲁看了一下他的手表，他知道坐在他后面的那位老将军急不可耐的心情，就把车速又加快了一些。两辆摩托车已经落到了车队的后面。戴高乐将军一向不喜欢这种鸣锣开道的排场，所以，只要有机会，他就乐意让他们离开。

正在担任了望的巴斯蒂安·蒂尼这时不知道他已经犯一个极大的错误。这是他在被捕一个月之后，才从警察嘴里明白了其中的奥秘。他在研究行刺时间表时，查对日历，知道8月22日到8点35分才天黑，即使戴高乐的日程比平常晚了一些，也还有充裕的时间。戴高乐这一天的确是晚了。但是这位空军中校查看的是1961年的日历，而1962年的8月22日却在8点10分天就黑了。这25分钟改变了法国的历史。8点18分，巴斯蒂安·蒂尼看到车队沿着解放大街以每小时70英里的速度朝着他飞驰而来。他拼命地挥动报纸。

街对面11米以外的地方，贝尔尼愤怒地努力透过朦胧夜色凝视着公共汽车站旁那模模糊糊的身影。“中校挥动了报纸没有？”他也不知在问谁。

话音刚落，他就看到总统汽车那尖尖的车头闪过车站进入了眼帘。“射击！”他对脚边的人尖声叫道。他们开火时，车队已到了他们眼前，他们以90度的角度，对一个以每小时70英里速度驶过他们面前的活动目标射击。他们的射击技术还算高明，汽车被十二颗子弹击中了，但大多数子弹是从后面打中雪铁龙轿车的。两个轮胎被击中了，虽然它们是自封式轮胎，但是气压的消失使开得很快的车子全靠前轮在地面上滑行，东倒西歪地向前冲去。正是这个时候法朗索瓦·马鲁救了戴高乐将军的命。

这时，另一个射击手又射中了轮胎，其余的人则向汽车的后窗倾泻他们的子弹。有几颗子弹射进车身，有一颗子弹在离戴高乐的鼻子只有几英寸处穿过。坐在前座上的阿兰·德·布瓦西厄上校转过身来对总统和夫人大声吼道：“趴下！”此刻，总统夫人立即把头伏在丈夫的膝盖上，而这位将军扭转身子望着后窗叫道：“怎么，又来了？”

马鲁紧握方向盘，慢慢地让车子滑行，同时柔和地逐渐把油门踩下去。雪铁龙轿车在一刹那间失去了动力之后，又重新往前冲向杜布阿大街的交叉处，正是在这交叉处的一条横街上埋伏着第二组“秘密军队组织”的成员。警卫车紧跟着马鲁的车尾巴，没有挨着一颗子弹。

阿兰·布格勒内把车子引擎开着等在杜布阿大街上，两辆汽车的高速度使他显然只有两种抉择：进行拦截而自杀，让猛冲过来的金属体把他辗成碎片；或者立即合上离合器，连半秒钟也迟疑不得。他选择了后者。当他把车子开出小街，驶上和总统车队并行的路线时，他因晚了半秒而不能和戴高乐的座车并行，而是和戴高乐的警卫人员德儒戴和杜克勒警卫队长的座车并行。乔治·瓦当把半个身子伸出右边的车窗，把冲锋枪的全部子弹倾泻在前面的雪铁龙轿车的后部，他从打碎的玻璃窗里似乎可以看到戴高乐的身影。

“为什么不还击，这些白痴！”戴高乐生气地问道。此时，德儒戴原打算对准10英尺以外平行的“秘密军队组织”的汽车射击，但是汽车司机遮住了他的视线。杜克勒警卫队长对司机大声吼道，要他紧跟总统的座车。几秒钟后，“秘密军队组织”的车子落后了。两名摩托车警卫人员中，有一名因阿兰·布格勒内突然从小街冲出而从车上跌下来。这时，他们很快就清醒过来，飞速地向前面的车队靠拢。这样，总统的车队冲过十字路口，向郊外驶去了。

那些埋伏在伏击地点的“秘密军队组织”的射手们来不及互相埋怨，他们急忙离开原来的汽车，跳上预先停在路旁准备逃跑的三辆汽车，很快消失在渐渐降下的夜色之中。

警卫队长杜克勒利用车上的无线对讲电话，把刚才发生的情况通知了前面的机场。10分钟后，车队到达机场，戴高乐命令把汽车开到直升飞机旁边。

汽车停下来后，一批官员立即围了上来。车门打开了，他们把震惊的总统夫人先扶下车，戴高乐把膝盖上的玻璃碎片抖掉，则从另一边下车，他不顾四周官员们慌张的慰问，绕过车子搀扶住夫人的胳膊。

“来吧，亲爱的，我们回家去吧！”总统对夫人说。

然后，他转过身对其他官员说出了他对“秘密军队组织”这次行动的评价：“他们射不准！”说完，他就扶着夫人上了直升飞机，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