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43章 坚定地和蔡元培站在一起 (1/2)

1922年9月，《努力周报》副刊《读书杂志》第一期出版。胡适在当天的日记中感叹：“两年的志愿，到今年始得看见第一期！”

《读书杂志》是《努力周报》的增刊。1922年5月7日《努力周报》在北京创刊，在当时颇具影响力。借助正刊的影响力，9月《努力周报》发行了增刊，题名《读书杂志》。

《读书杂志》的发行并未随着《努力周报》这一正刊的终刊而停止，而是一直持续到1924年2月。这期间，《读书杂志》共发行了十八期。这十八期《读书杂志》刊登了四十四篇文章，涉及十四位学者，他们分别是丁文江、吴虞、任鸿隽、胡适、胡堇人、徐旭生、陆侃如、梁启超、游国恩、董作宾、刘掞藜、陈衡哲、钱玄同、顾颉刚。当时，他们中的一部分在学界已有较大的影响力。之后，历史证明，这十四人在未来中国学术史、思想史、文学史、史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胡适在《发起“读书杂志”的缘起》一文提出两点，可视为此刊宗旨，一是“各人的心得可以因此得着大家的批评”，二是“我们也许能引起国人一点读书的兴趣——大家少说点空话，多读点好书”。这两点在整个办刊过程中是被贯彻了始终。

在《读书杂志》中，胡适、胡堇人、刘掞藜、钱玄同、顾颉刚五人就古史问题进行过讨论，形成十五篇文章，近九万字。关于古史问题的集中讨论借助报刊呈之于众，很有一种努力探索氛围，各种论辩问难尤为精彩。

参与讨论的人有钱玄同、刘掞藜、胡堇人、胡适。这五人分作两个阵营，胡适、钱玄同与顾颉刚为“疑古派”，胡堇人、刘掞藜为“信古派”。在具体的讨论中，顾颉刚开其端，刘掞藜与之辩难，往来讨论五个回合。直到第17期顾颉刚发布启事，“我初到北京，下月又要到河南，在两个月内无暇讨论古史”，这一论争才告一段落。紧接着，胡适在第18期撰文《古史讨论的读后感》，做总结发言，表达自己疑古立场。

在顾、刘、胡的论证中，展示出那时学者的学术态度和品格。比如顾颉刚说：“读刘掞藜先生‘再质’一文，使我非常欣喜。我久要寻觅这样的一个伴侣而不可得，现在竟得到了！”

刘掞藜言：“我老实不客气地辩驳，觉得先生（指顾颉刚）所说具不能成立；但是先生有很好的证据和说法时，我愿恭恭敬敬地承命将这篇大话一笔勾销，以表示我毫无成见。先生这个翻案很足影响人心；我所不安，不敢不吐……”

胡适《读后感》说：“内中颇有偏袒顾先生的嫌疑，我也不用讳饰了。但我对于刘掞藜先生搜求材料的勤苦，是十分佩服的；我对他的批评，全无恶感，只有责备求全之意，……行文说话偶有不检点之处，我也希望他不至于见怪。”

顾颉刚与胡适的真诚溢于言表，而刘掞藜的勇气也是让人敬佩。刘掞藜英年早逝，从其留下的《中国上古史》《隋唐五代史》等讲义，以及发表在《史地学报》中的《史法通论》一文可窥其坚守“信古”之志。在“疑古”之风大兴之时，能够坚守自己独有的学术立场，颇显学者风范。

《读书杂志》以增刊之名，行读书之实。“疑古”“信古”之争发端于此刊，以“疑古”之胜告终。之后的《古史辨》一直以“疑古”为基调，探求科学的古史系统，对中国史学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

由于过于劳碌,12月10日，胡适生病，医生不让其工作，于是胡适被迫将《努力周报》的编辑事务交给高一涵。

12月17日，胡适在病中迎来了自己的31周岁生日和北大24周年校庆，他在《北大日刊》上发表《回顾与反省》一文，指出北大五年来有两大成绩，一是组织上的变化，从校长学长独裁制变为教授治校制；二是注重学术思想的自由，容纳个性的发展。但胡适也指出，北大也存在学术上很少成绩，自治的能力很薄弱等遗憾。文中最后的祝词是：“祝北大早早脱离稗贩学术的时代，而早早进入创造学术的时代。祝北大的自由空气与自治能力携手同程并进。”

12月24日，胡适发表《启事》：“我因为年来不知节劳，起居无度，以致久病；现已得校长允许，自12月17日起，离校休假。以后朋友赐教，请直寄北京钟鼓寺十四号转。”

12月29日胡适住进北京协和医院进行检查治疗，次年1月6日，胡适出院后在《努力周刊》上发布启事，说此次检查结果已断定不是糖尿病。

胡适出院后在家养病休假，继续主编《努力周刊》，并得闲读书著述。归国五年多之后，胡适终于可以闲下来做点儿自己的事情，包括给多年没有联系的女友韦莲司写信。

他在3月12日给韦莲思的信中说：“现在我成为一个自由人——五年多来的第一次自由。在过去的五年里，时间不是我自己的。”

1923年1月17日，蔡元培为抗议国务会议通过教育总长彭允彝干涉司法独立、蹂躏人权的提议，辞去北京大学校长之职。

前面说过了，1923年蔡元培辞职的导.火.索为“罗文干案”。1922年11月，因军阀政治争斗，曹锟指使众议院议长吴景濂、副议长张伯烈指控当时王宠惠内阁财政总长罗文干在签订奥国借款合同期间有受贿行为，胁迫总统黎元洪将其逮捕。

经地方检察厅调查后认为证据不足不予起诉，随后1923年1月11日无罪释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