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作霖抵制日本的主张与实践 (3/10)

采取上述措施后，?觉得还有漏洞。1917年12月，他又给各县知事又下达了一份秘令：“踃年一月一日起，??贾等不得将土地si租与外人，不得以地契等证据为抵押，向外人si自借款。否则，上述行为—经发现，将以盗卖国土罪及si借?论处。”日本驻奉天总领事馆探知此事后，以该秘令春本享有的土地商租权的严重侵害为由，向奉省当局提出了严重抗议。张向日方解释：“土地商租权系条约上的规定，岂有不允之理。目前有一些不逞之徒以他人的土地或地契等证据，受欺骗和损失，以酿成交涉事件。本省长有恐于上述事件发生，才发此通令。”

这种对商租权表面上承认，实际上否认，口头上履约，实际上抵制，整体不违，具体不行的两面外交手段，在为维护国家主权和圩权方面赆一定的作用。从“二十一条”签订至皇姑屯事件，张作霥本的土地商租权—直坚持这种策略，使土地商租问题成了日本一直试图解决，但又始终未能解决的“悬案”。

3.关于设立领事馆问题

日俄战争后，日本在东北奉天、铁岭、辽阳等地始设领事馆。这些领事馆成为日本推行“满”政策的侵略机构。1916年，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向中国提出在郑家屯、掏鹿、海龙、农安、通?设五处领事分馆的要求。按国际惯例，只有商埠才可设馆，而上述地区不是商埠，皆属内地，日方理由为，实行《关于南满洲及东部内古之条约》后，“日人之赴南满者，日渐其多”，“早日设馆，遇有事件发生，贵国地方官可与领事接洽”。在日方的外交压力下，北洋政府被迫允让了日本的要求。张作霖知此消息后，立即致电北京外交部，提出了不同看法和主张。张在电文中说：“查内地设领与商埠不同，此端一开，贻患滋巨。况杂居条例尚未议定施行，讵容再生枝节。此次日使请设领事，不过以共同审判保护杂居为词。查土地诉讼既归我法厅审理，而日人照约杂居，复由??分保护，本无设领必要。今日既以诉讼杂居为增设领事之理由，他日又将以增设领事为共同审判、设置警察之理由。辗转相循，必至法权、警权均落夋手。至郑、农两处系属东区域，尤不得混为—起。应请大总统顾念国权所在，由钧院、部据理力争，迅谋挽救，亡羊补牢，似尚非晚。”北洋政府答应日本设领要求—事，事先并未证询作为奉天督军兼省镜霖的意见，对此，张作霖在电文中说：“此次日使请设五处领事之议，此间初未与闻。嗣后关于东省外交事件，尚望先事示知，俾得稍贡其愚，藉图匡救。”

后来，张作霖又致电北洋政府，就此提出三项应对措施：

第一，敦请北洋政府对日声明，日本在所设领事分馆之地，不得任意设置警所。“奉省已开商埠内，各日本领事馆每有于附设警属之外，添设派出所等类者。今之掏鹿等处，不过由内地变为杂居区域，按照上，固与商埠xing质绝对不同，且各该县现居之日人，为数甚属有限，其最称繁盛者，不过郑家屯一处。据该县四月份表报，共有日商四十二户，其商务又系药铺、料理店居多，实无设立领事分馆之必要。今由部中通融允认，固属无可再言，若再容其多设警察分所，将来遇事过问，不特破坏杂居条例，且于地方行政权亦有妨碍，为患更巨。”因此，张作霖认为，“于该馆设立之先，所有馆外添设警察派出所一层，先行声明严禁。以杜后果，而免纷争”。

第二，为防止日方借口设立警所，对预设日本领事分馆各县之警察，先期整饬，建立完备之警政。“现在各该县寄居之日人虽属无多，然日领分馆设立后，必从移民杂居入手，何如乘日领分馆未设之前，无所狡展而服从税课、警察法令，亦不致徒具虚文。张认为整理警政一举“最关重要，如果办理有方，警察得力，亦足以杜其多设警署之弊”。

第三，在预设日本领事分馆各县，设置交涉员。张认为在日本预设领事分馆区域今后与日交涉事件定不能少，故主张“应有对立机关之直接谈判”，所在各县应选“通达日本语”，“然于交涉上，亦须略有经验者”为交涉员。

尽管张作霖屡次致电敦促北洋政府与日本强力交涉，北洋政府也确向日方多次声明，但日本yu在“南满”及东部内古地区增设领事馆的图谋仍未收敛。在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日本提出的设立领事分馆及由此派生出来的设立警察所问题，一直是日本与北洋政府、奉省当局交涉的外交问题之一。

二武力镇压反对“满独立”

“二十一条”有关东北条款的最终目的是将“满”从中国本土分离出去，“置于日本的保护之下”，所以自“二十一条”签订后，日本即加紧实施“满”独立计划。但在依靠仚?丮?施这一yin谋的问题上，日本统治集团内部发生了分歧。日本关东都督府、军部和日本浪人主张利用宗社党实施“满”独立计划，而日本外务省和日本的驻华机构，则主张支持张作霖在“满eng独立”计划的日本人“在暗中对北方的所谓宗社党即企图恢复清朝的一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