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19章 设计升迁之路 (1/2)

这天下午，胡风给吴天然打了一个电话，说让天然在单位等等他，他要来见一见吴天然。泡-书_吧（..)

果然时间不大，胡风就兴冲冲地来到了吴天然的办公室。

胡风坐下来和吴天然闲聊了一会儿，就开口说道：“表哥，你是中组部的干将，我想请你帮我设计设计。”

吴天然有些摸不着头脑：“设计，设计什么？”

胡风说：“我的仕途之路啊。”

吴天然说：“仕途之路是能设计出来的？谁有这个本事？我是不行。”

胡风说：“不就是个人生的规划嘛，参谋参谋！”

接下来，胡风从公文包里掏出来一沓材料，给吴天然介绍起来北京市的干部使用情况来。这些情况，有些是吴天然知道的，有些吴天然还是头一次听说。

北京当下正在进行该市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局、处级官员公选，所涉及职位高达两百多个。引人瞩目的是，有三百多人竞争市发改委副主任一职。

而此前的四个月内，北京刚刚任免近四百名局、处级官员，这也是北京近两年来最大规模的官员人事调整。不到半年，对于北京政坛来说，至少涉及几千名官员或喜或悲。

集中调整官员和大规模公选，体现了首都发展定位对官员转型的现实要求。在眼花缭乱的官员动向背后，一个由来已久的疑问是，中国官员的升迁之路到底遵循什么样的法则。

让胡风感兴趣的问题很多，主要有：一个官员如何从普通科员到官至省部，甚至更高一级？其中关键因素是什么？哪些环节最重要？当下什么样的官员又较容易被纳入培养程序？“经验型”官员与“专业型”官员的优势和劣势何在？各自遵循什么道路？机关官员与“地方诸侯”的升迁之路，又有何异同？

有记者曾对北京近400名官员的履历进行了分析调查，并采访了长期从事官员素质和能力研究，关注其成长规律的北京市委党校专家。他们试图通过勾勒出首都之地的官员升迁规律，以此作为地方官员成长的城市样本，进而折射出中国官员的普遍升迁法则。

初始：什么样的人有优势？

在有些专家看来，官员的成长主要受制于组织因素（组织部的干部培养机制和干部政策）、社会环境（比如文革时代和改革开放时代对官员的要求各异）和个人素质三方面的因素。就个人因素而言，除了品德和能力的因素，年龄也是一个不能忽视的硬线。胡风对吴天然说：“此前北京历次公选，副局级官员的年龄界限为45岁，但今年放宽至48岁。但无论如何，这仍是一个重要的条件。”

吴天然说：“从官员的履历中可以看出，北京一个正厅局级官员（作为直辖市，北京的级别是省部级，各市属委办局正职和区县党政正职都是正厅局级）升至此级别时平均年龄大概在45岁左右，从一个普通科员成长为一位正厅局级官员，平均花费的时间是25年多一些。相比之下，你算是跑得很快了。你今年才36岁，已经是正厅了。比平均年龄节约了10年。”

胡风说：“表哥啊，那些能干成大事的人，中间都有一些环节是跳过去的。你不是也从科级考的副处吗？你还从副书记直接被提拔为县委书记，还有，你从山阳市的副厅级组织部长又被提拔为中组部的司长，你跳的次数可比我多。基他人也一样，作为佼佼者的正局级官员们，在这其中的25年中，大多在每个阶段都能在合适的时间完成所需的跳跃——比如说，在从副处升正处的时间上要尽量缩短。”

吴天然想了想，的确是这样。没有一些跳跃，是很很难晋升到正厅级，或者是更高级别的。

按照干部任用的规定，从普通科员升至副处大约需要12年左右。此后出现了一个分水岭——能否以尽量短的时间完成副处到正处的升迁非常关键，因为，这往往意味着这个官员是否能在有条件升迁的情况下确保年龄不过线。通常，如果一个官员能在3—4年内由副处晋升为正处，那么他由正处升为副局、正局的空间就较大，而如果由副处升正处的年限太长，那么再进一步升迁时就可能遇到年龄的瓶颈。

显然，在现行的“逐级提拔”制度体系内，“小步快跑”是升至较高级别的不二法门。有记者就根据公开资料统计，现任吉林省委书记的政坛新星孙政才就是从北京“小步快跑”脱颖而出的官员。他先后在北京市农林科学院和顺义区任职，仅用15年时间就完成了从副科到副部（北京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的七级跨越。

当然，对于大多数北京官员而言，在仕途上需要更多的耐心。

但上述专家的研究表明，一个官员的仕途是否顺畅，有一些初始的标准可以衡量。比如说：早参加工作，早入党都是能晋升到高级别官员的有利条件之一。根据记者们所调查的样本官员履历中，升迁顺畅的官员很多在20岁左右就已经参加工作，而且党龄都颇长。而官员在起步阶段，越是能够在年轻的岁数而升至较高的级别，往后就越能区别同级而拥有年龄优势，进而实现良性互动，进入“小步快跑”的“车道”。

此外，足够的学历也是必须的，胡风说，“与10年前相比，北京官员的知识水平和学历层次都有了很大的提高。无论是先前获得还是职后进修，现在北京市的局处级官员中，研究生以上学历就占了一半以上，还有相当一部分博士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