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动荡的昭和时代（续） (3/4)

这就使石原莞尔认为，如果我们在满洲执行行动，有很大概率不会遭遇来自南京z quan的反对，关东军只要关注张学良的兵力即可——这是他相当高明的判断，事态发展完全没有超过预期。

之所以担心南京z quan反对，倒不是说帝国陆军打不过中**队，而是关东军担心扛不住巨大压力，南京z quan再怎么弱小也是一个主权国家。如果引发事态扩大化，不仅国际要干涉，国内也会施加压力，这不是只有区区大佐的石原莞尔和板垣征四郎可以承受的。就算能抗住，到时候主要功劳也是上面的，他们两人如何甘心？——这句话不是我编排石原元帅，是他主动和我说的，都过去这么多年，早已尘归尘、土归土，我没必要撒谎。

其二，满洲地方冲突。

当年7月，中国和朝鲜农民因为吉林万宝山附近的土地归属、流转、种植等因素产生摩擦，满洲地方当局驱逐朝鲜农民出境，而帝国驻新京【编者注：长春】领事田代重德派遣警察制止朝鲜人撤走，双方发生械斗，中国人多、朝鲜人少，所以肯定是吃亏了，吃亏后领事与警察介入，打死了不少中国农民——这不是蓄意谋杀，但采取对策我认为是不妥当的。非要说中国人完全无辜纯是我方挑衅，也不尽然。因为这批朝鲜人耕种的田地是从中国商人这里租借而来，即便违规，也是善意第三人——按道理z ju应先解决内部问题，给予朝鲜农民合理赔偿然后再清退，问题商人与官府有勾结，矛头指向了第三人。那时候关东军正在谋求满蒙事件解决，自然要抓住一切机会做文章，风潮越闹越大，形成了所谓的万宝山事件，关东军借机增兵满洲。

第二件是该年6月参谋本部中村震太郎大尉和曹长杉延太郎等人在兴安岭索伦一带作军事调查，被中**人发现并扣留，然后中村等4人被处决。

【编者注：在证据确凿情况下，为了防止上层把人员再交还日方，东北军团长关玉衡下令秘密处决中村震太郎】。

这件事站在不同立场上有不同理解，中国方面坚持认为中村等人在刺探他们的军事情报，所以扣押乃至处决是有道理的——间谍罪嘛。站在帝国的立场，他们去那一段侦查主要是为了应对苏联，张学良部队那点情报根本不值得我们去刺探——只要想要，有的是人乖乖送上，说句不客气的话，关东军对张学良所部的了解要超过他对自己手下的了解，哪些地方有兵及实际员额、哪些地方的工事防御程度，哪些将领的性格爱好和社会关系我们都一清二楚，他的部队对我们来说基本是透明的，犯得着这么费力么？但这句话当时肯定不能说。当然，实际上中村也顺带调查了中**的情况，但我们认为这一点不重要。

他们处决中村后留下的马脚是个很大问题，按理说既然按照间谍罪处置，身上值钱的东西——包括手表、望远镜、钱包等都应该封存起来，但恰恰因为中村失踪，我方在展开后续调查时发现了中村的手表——一块“三道梁”牌手表，当时就认为是张学良部士兵因谋财害命而杀死中村。

我后来在中国潜伏，与中国人接触多了使我能更深刻地理解这件事：张学良部扣押我方人员后，常理来说不敢杀，但中村大尉肯定有过反抗、辱骂甚至还有其他过激行为，这就使他最后被杀——完全是激愤杀人。至于东西，应该是杀人之后顺便掳走或者私自截留了，张学良部最根本的基因是土匪，这种事得心应手。【译者注：这是污蔑之词，请注意批判鉴别】

面对我方施压，张学良肯定不能把当事人交出来，一交出来，他在军队中的威望就完蛋了。我方同样不能善罢甘休，死了一个大尉如果没说法，那军队上下就要沸反盈天了。这不是普通人，是参谋本部的大尉，昭和参谋眼高于顶，外派执行任务死一个还了得？

于是，中村事件、万宝山事件成为我方准备发动事变、施加压力的直接原因，张学良固然不肯交出或惩办当事人，但也不敢和我们强硬对抗。

【译者注：尽管日本在万宝山事件和中村事件多次挑衅，张学良仍于1931年9月6日致电{鱼电}东北军参谋长荣臻及东北三省政务委员会：“现在日方对我外交渐趋积极，应付一切，极宜力求稳慎，对于日人无论其如何寻事，我方务须万方容忍，不可与之反抗，致酿事端。希迅即密电各属，切实注意为要。”】

这种首鼠两端的性格，让我们一下子就看穿了他的虚弱本质。倘若张能够委曲求全，全部按我方意图办，因为找不到借口，我们还得再等等——等下去南方的蒋z quan说不定就解决问题了；倘若张足够强硬，不但严词拒绝，甚至还能够从关外抽调一部分部队回满洲做出不惜军事对抗的态势，说不定我们也要慎重考虑。但张既不能委曲求全又不能全力以赴，甚至连长袖善舞、四处周旋也办不到，使我们对他的评价继续往下调——这个人没救了！

当然，昭和10年他在西安的举动还是让我们刮目相看，这对我们造成了深远的影响，不过那是后话，暂且不提。【译者注：西安事变】

有人指责我们“欺软怕硬”，对，国家和国家之间相处不就是“欺软怕硬”的本质么？更别说di guo zhu yi时代更是弱肉强食，这一点完全正确，难道要“欺硬怕软？”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