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说:“算了,不必再回答了!不会为了生而使死者复生,不会为了死而使生者死去。人的死和生相互有所依赖吗?其实全存在于一个整体。有先于天地而产生的物类吗?使万物成为具有各别形体事物的并不是具有形体的事物。万物的产生不可能先行出现具象性的物体,而是气的聚合而产生万物。由气的聚合形成万物之后,这才连续不断繁衍生息。圣人对于人的怜爱始终没有终结,也就是取法于万物的生生相续。”
颜渊问孔子说:“我曾听先生说过:‘不要有所送,也不要有所迎。’请问先生,一个人应该怎样居处与闲游。”
孔子说:“古时候的人,外表适应环境变化但内心世界却持守凝寂,现在的人,内心世界不能凝寂持守而外表又不能适应环境的变化。随应外物变化的人,必定内心纯一凝寂而不离散游移。对于变化与不变化都能安然听任,安闲自得地跟外在环境相顺应,必定会与外物一道变化而不有所偏移。狶韦氏的苑囿,黄帝的果林,虞舜的宫室,商汤、周武王的房舍,都是他们养心任物的好处所。那些称作君子的人,如像儒家、墨家之流,以是非好坏来相互诋毁,何况现时的人呢!圣人与外物相处却不损伤外物。不伤害外物的人,外物也不会伤害他。正因为无所伤害,因而能够与他人自然相送或相迎。山林呢,还是旷野呢?这都使我感到无限欢乐啊!可是欢乐还未消逝,悲哀又接着到来。悲哀与欢乐的到来,我无法阻挡,悲哀与欢乐的离去,我也不可能制止。可悲啊,世上的人们只不过是外物临时栖息的旅舍罢了。人们知道遇上了什么却不知道遇不上什么,能够做自身能力所及却不能做自身能力所不及的事。不知道与不能够,本来就是人们所不可回避的,一定要避开自己所不能避开的事,难道不可悲吗!最好的言论是什么也没说,最好的行动是什么也没做。要想把每个人所知道的各种认识全都等同起来,那就实在是浅陋了。”
而且,喜好目明吗,这是沉溺于五彩;喜好耳聪吗,这是沉溺于声乐;喜好仁爱吗,这是扰乱人的自然常态;喜好道义吗,这是违反事物的常理;喜好礼仪吗,这就助长了繁琐的技巧;喜好音乐吗,这就助长了淫乐;喜好圣智吗,这就助长了技艺;喜好智巧吗,这就助长了琐细之差的争辩。天下人想要安定自然赋予的真情和本性,这八种作法,存留可以,丢弃也可以;天下人不想安定自然赋予的真情和本性,这八种作法,就会成为拳曲不伸、扰攘纷争的因素而迷乱天下了。可是,天下人竟然会尊崇它,珍惜它,天下人为其所迷惑竟达到如此地步!这种种现象岂只是一代一代地流传下来呀!人们还虔诚地谈论它,恭敬地传颂它,欢欣地供奉它,对此我将能够怎么样呢!
所以,君子不得已而居于统治天下的地位,那就不如一切顺其自然。顺其自然方才能使天下人保有人类自然的本性与真情。正因为这样,看重自身甚于看重统驭天下的人,便可以把天下交给他;爱护自身甚于爱护统驭天下之事的人,便可以把天下托付给他。也正因为这样,君子倘能不敞露心中的灵气,不表明自己的才华和智巧,那就会安然不动而精神腾飞,默默深沉而撼人至深,精神活动合乎天理,从容自如顺应自然而万事万物都像炊烟游尘那样自由自在。我又何须分出心思去治理天下啊!
崔瞿子向老聃请教:“不治理天下,怎么能使人心向善?”老聃回答说:“你应谨慎而不要随意扰乱人心。人们的心情总是压抑便消沉颓丧而得志便趾高气扬,不过消沉颓丧或者趾高气扬都象是受到拘禁和伤害一样自累自苦,唯有柔弱顺应能软化刚强。端方而棱角外露容易受到挫折和伤害,情绪激烈时像熊熊大火,情绪低落时像凛凛寒冰。内心变化格外迅速转眼间再次巡游四海之外,静处时深幽宁寂,活动时腾跃高天。骄矜不禁而无所拘系的,恐怕就只是人的内心活动吧!“当年黄帝开始用仁义来扰乱人心,尧和舜于是疲于奔波而腿上无肉、胫上秃毛,用以养育天下众多的形体,满心焦虑地推行仁义,并耗费心血来制定法度。然而他还是未能治理好天下。此后尧将欢兜放逐到南方的崇山,将三苗放逐到西北的三峗,将共工放逐到北方的幽都,这些就是没能治理好天下的明证。延续到夏、商、周三代更是多方面地惊扰了天下的人民,下有夏桀、盗跖之流,上有曾参、史??之流,而儒家和墨家的争辩又全面展开。这样一来或喜或怒相互猜疑,或愚或智相互欺诈,或善或恶相互责难,或妄或信相互讥刺,因而天下也就逐渐衰败了;基本观念和生活态度如此不同,人类的自然本性散乱了,天下都追求智巧,百姓中便纷争迭起。于是用斧锯之类的刑具来制裁他们,用绳墨之类的法度来规范他们,用椎凿之类的肉刑来惩处他们。天下相互践踏而大乱,罪在扰乱了人心。因此贤能的人隐居于高山深谷之下,而帝王诸侯忧心如焚战栗在朝堂之上。当今之世,遭受杀害的人尸体一个压着一个,带着脚镣手铐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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