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多么好的日子,那一年我五岁。
我的朋友们说,很好,你注意到了红毛衣,那么你从五岁开始就已经是一个小才女了,因为红毛衣是整部电影最富于表现力的细节道具,是纯真爱情的象征。
我有点茫然,我说其实我很笨,我只记得那个镜头,我根本就不知道它有什么意思。 我从五岁开始写诗, 我都写了十年了,才发表了一首诗,我在我的chu女诗《雾》里说,这个互相看不见的世界,让我们挽起手来吧,冲破这层层迷雾。大意如此。
两年以后,我改写小说,我的小说很快就发表了,我在我的chu女小说《独居生活》里说,我的同桌女同学跑到上海去,跳黄浦江自杀死了。我妈检查了我的小说以后问我是不是受了《一江春水向东流》的影响?
我也有点茫然,我说什么叫做一江春水向东流?
后来我在一家旅行社打暑期工,每个周末我都带一个庞大的团去杭州,西湖美景两日游,我带得很好,每个人都喜欢我,老板也喜欢我,他说他要加我工资,可是开学前的最后一个星期六,我在花港观鱼导掉了两个新加坡男人,他们没能自己找回来,于是我一分钱也没有得到。
当下一个暑假来临,我在我们城市的第一家民营呼台找到了工作,他们总是排我一个人值夜班,我每天晚上都接到骚扰电话,然后我打电话给另一家呼台的夜班寻呼先生,骚扰他们。我只拿到了很少的一点钱,他们说我是未成年少女,不需要太多的钱。
然后我就拿着我的工资袋去找我们老板,我一点儿也不害怕,我在初中二年级的时候就代表全年级和校长对过话,我不怕再来一次,即使把对手由校长换成了寻呼台老总,我也不会害怕。
我在办公室里看到了我们老板的朋友,他是我爸,我爸被我的出现吓坏了,从此以后他再也不让我出去打暑期工了,他说他有很多钱,可以养我一辈子,可是后来我辞了宣传部的职以后,他又说他不养我了,他说,你沦落到流氓无产阶级去了。
当我反抗他,说自己是一个知识分子的时候,我爸就给了知识分子一个沉重的耳光,而且他对我说,请你给我滚,滚了以后就不用再回来了。
我是我爸惟一的孩子,他居然也跟我翻脸,可见,所有的父亲愤怒起来都会翻脸无情的。
我从事宣传思想工作有三年之久,我非常郁闷,每个人都知道我为什么郁闷。
期间我把我所有的郁闷和爱都写下来,我每天都写到凌晨,写了一百多万字,我赚了足够吃饭的钱,可是我爸仍然不让我辞职。
我去电台做dj,每周一三五,深夜十一点到十二点的节目,我很累很累,可是我故意折磨自己,从小我就是一个自虐狂,我知道,如果我不可以用酒精麻醉自己,我就只能用疲劳麻醉自己,只要我很累很累,我就没有空去想体制和不合作的事情了,我会累得睡着。一切都好了。
小时候我总是问我妈我为什么必须活着,当我妈悲伤地看着我的时候,我就会说,总有一天一切都会结束的,我自己来结束。我会把我妈弄哭,那时候我还是一个孩子。后来我喜欢我们幼儿园的一个男孩子,他长得很好看,可是他不知道我喜欢他,因为他生来弱智,活不过十岁,我就站在大雨里淋自己,我生了一场大病,整天咳嗽,从此以后,我一绝望就咳嗽。
我总是伤害爱我的人,惟一的方法就是残害自己的身体。我终于在新世纪来临之前离开了宣传部,我曾经复印了我一九九六年的年终个人总结,我复印了五份,准备每年都交一份上去,交完以后我就升职,或者辞职,可我只交了三份,从此以后就再也不需要交了。
我做了我的最后一档电台节目,和听众们告别,当然这与我的辞职没有任何关系。有一个小女孩打电话进直播间,说,茹茹姐姐,不要走。可是我仍然要走,因为那个时候我已经很危险了,我的导播每天都告诉我,有一个男人站在广电中心的大广场上等你,他穿着西服,捧着百合花。
他使我精神紧张,每天我醒过来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考虑要不要换节目档,当我的要求被台长拒绝以后,我每天一醒过来就考虑要不要调班,我的做二四六节目的搭档,我每天每天都找他调,我们的节目变得没有规律,有时候我们俩都去上节目了,有时候我们俩都不去,导播找不到我们就播一个月前的录音卡带,居然也有听众听的出来,写信到台长室,举报我们。后来我的搭档被我烦死了,他开始躲我,无论如何都不肯回我的电话。
本来我完全不必这么紧张,可是我们隔壁电视台的女主持下节目的时候,被人袭击了,就在广电中心的大广场上,他用刀刺她,每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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