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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的这个决心真是令李欣大吃一惊，但也感到十分高兴。这位霍守义的书记李欣也是共产党员。这就是共产党的本事，连后来很多国民党高级将领的亲属都成了共产党员，共产党的秘密工作真是做到家了。当有人向霍守义告发时，霍守义根本就不相信李欣是共产党员，并且说：“只要他抗日，管他是不是共产党。”

在王秉璋返回115师后的一个夜晚，李欣在秘密交通员带领下，顺着崎岖不平的山路，匆匆赶到115师师部去见罗荣桓。由于李欣要在拂晓前赶回霍守义部，所以他顾不上寒暄，一坐下来就汇报。罗荣桓凝神听完他的汇报，几乎没有什么插话。在李欣汇报的过程中，林月琴端来炒得热烘烘的花生，款待这位从事危险秘密工作的同志。

李欣从1938年起便在霍守义身边工作，对东北军第112师的情况，对霍守义的政治态度和脾气爱好，以及霍同王秉璋见面后的反应都十分清楚。李欣详细汇报后，便向罗荣桓建议，共产党在第112师的工作基础很好，在国民党加剧反共的形势下，是否可仿照山西新军的办法把队伍拉过来。

罗荣桓听后立即指出：你们的情况同山西新军不同。山西新军是共产党组织起来的部队，而第112师是东北军。你们还是要做好团结上层进步势力和下层广大群众的工作，争取霍守义向更好的方向转化，不要搞“起义”。

罗荣桓认为这样做很有分寸，如果一搞起义，东北军马上会认为是共产党在挖“墙角”，对共产党所采取的统战活动存有戒心，所以他说：“小不忍，则乱大谋”。罗荣桓与李欣围炉长谈，并不觉得时间过得很快。已近拂晓，为了避免暴露身份，李欣便起身告辞。

在115师师部还有另一位人物，也可以在霍守义处登堂入室，同谷牧、李欣等人进行联络，又不致引起霍守义的怀疑，他就是115师的联络科长勒怀刚。

勒怀刚的父亲斯云鹗，曾当过吴佩孚的副司令和河南省省长，同于学忠有袍泽之谊。他的伯父靳云鹏，在北洋军阀政府里曾两度出任国务总理，与张作霖是儿女亲家。

靳怀刚在北平读书时，参加了著名的“一二·九”运动。抗战爆发后回故乡山东邹县组织游击队，不成，赴延安学习，并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奉调到鲁南做联络工作。他与地委书记宋子成等都住在万春圃家后院，罗荣桓同他们结邻而居。罗荣桓平时不苟言笑，可在同靳怀刚熟悉后，却常常同靳开个玩笑，把靳称为“靳少爷”。

在共产党和八路军中，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而最后投身于革命的人不少，但像靳怀刚这样出身于显赫家庭的人却不多。一天，罗荣桓问靳怀刚：“你家的生活条件那样好，为什么要参加革命呢？”勒讲了他家大多数成员过着骄奢yin逸的生活后说：“在那个家庭里，人和人的关系除了金钱没有别的。

我实在不愿意同流合污，我怄不了那个气。”

罗荣桓点点头说：“你参加革命完全可以理解。中国有许多出身于官宦之家的知识分子能够参加革命，这是中国革命的一个特点。”

霍守义是张作霖的老部下，早就认识靳怀刚，称呼靳为“老弟”。由于有这层关系，罗荣桓便让靳怀刚继续联络东北军。根据统战工作的需要，罗荣桓感到靳怀刚的职务太低，于是就任命靳怀刚为115师的后方政治部主任。

八路军115师在与东北军搞统一战线时，决不一味追求合作，放弃自己的原则。他注意采取既团结又斗争的策略，每次派王秉璋和靳怀刚去112师之前，都要找地委书记宋子成、群工部长刘兴元、峄县县长潘振武等研究谈判预案，设想霍守义可能提出的一些问题及应如何答复。

罗荣桓还向王秉璋、靳怀刚交代，要反复讲八路军和东北军是老朋友，对霍守义在抗日中的功绩充分肯定，但在原则问题上又要寸步不让。

靳怀刚同霍守义有时争论得面红耳赤。霍守义争论不过时，便说：“哎呀，老弟，先吃饭，吃了饭再谈。”由于靳怀刚按照罗荣桓的指示，既坚持原则，又注意把握必要的灵活性，同时也由于靳怀刚同霍守义的历史渊源，使得双方没有因争论的激烈而闹翻。

由于采取了正确的策略，又有那么多优秀的人才，所以115师的统战工作取得了重大成绩，为其在山东站稳脚跟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挤走费县县长李长胜

在对霍守义的统战工作中，共产党、八路军获益最大的一件事，就是处理官里庄事件，从而挤走了顽固派县长李长胜。

李长胜是沈鸿烈委任的费县县长。沈鸿烈虽是东北军出身，可政治态度与于学忠及霍守义不一样，他已死心塌地投靠蒋介石，是反对共产党、反对八路军的摩擦专家。而李长胜又是57军军长缪澄流的外甥。缪同沈在政治上沆瀣一气，是东北军中反动势力的代表。李长胜便依仗沈鸿烈和缪澄流作后台，处处同八路军和进步群众作对。

1939年12月28日，临郯费峄四县边联农民自卫团，在费县官里庄开会，邀请李长胜参加。李长胜带了一些保安队闯到会场后，就以县长身份提出要检阅自卫团，强令自卫团架起枪支，排队集合，然后指使部下开枪，当场打死自卫团干部和团员6人，打伤20余人。这就是震惊鲁南的“官里庄惨案”。

消息传出后，鲁南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