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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数百名农救会会员、自卫团团员，护卫着几十名死难者家属，涌向112师师部，在门外高呼口号，强烈要求严惩凶手，为死难者报仇伸冤。

事情果不出罗荣桓所料。霍守义也感到李长胜办的这件事的性质比较恶劣，于是派人接见群众，表示：“李长胜制造事端，开枪打人是不对的，我们要做调查。”并表示要向死难者家属发放抚恤费和丧葬费。但是，当示威群众要求“严惩凶手”时，他却不予答复。

罗荣桓听取了四县边联负责人的汇报后，对地委和边联的负责人说：“现在请愿已达到了目的。顽固派输了理，我们在政治上取得了主动，群众要求报仇雪恨的劲头也鼓动起来了。下面的文章，就要转入武装斗争了，攻打李长胜的驻地崮口村，讨伐顽固派！”

于是，地委召开了紧急会议，成立了前敌委员会，调集了24个农民自卫团，兵分5路，把李长胜盘踞的崮口包围得水泄不通。

李长胜据坚固守，自卫团久攻不下。有的干部担心时间久了，霍守义会来增援。罗荣桓好像猜透了大家的心思，及时写了一封信送到前线。他在信上说：经过前一阶段的揭露和斗争，李长胜破坏抗日、破坏团结的罪行有目共睹，已成为众矢之的。霍守义未答应群众严惩凶手的要求，也算可以向其上司交差了。霍守义也是一个有正义感的人，他也希望有人来教训教训李长胜。其实霍守义是不会进一步公开支持李长胜的，要不是受其身份的限制，甚至可能还要去帮一把呢。罗荣桓还说，有八路军做你们的后盾，霍守义即使想援助李长胜也不行。最后罗荣桓要农民自卫队坚定信心，持久围困，不要急躁，不要硬打硬拼，李长胜总有一天会挺不下去的。

这封信传达下去后，包围崮口的各路指战员和自卫团员的战斗情绪更加高涨。与此同时，罗荣桓继续派靳怀刚等到霍守义那里做疏通工作。果然不出罗荣桓所料，霍守义一直按兵不动。李长胜也终于支撑不住了，在一个夜晚狼狈逃跑。八路军收复崮口，挤走了李长胜，建立了费县民主政府，这样八路军在费县又“放”了一位县长。

1940年1月27日，115师将挤走李长胜的经验通报所属部队，电报说：“我们对于（顽固派的）武装冲突，事先应争取在政治上的绝对优势，造成一般社会舆论对我们的支持和声援……”

罗荣桓还考虑，反摩擦斗争政策性很强，因此要求各部队遇到类似情况，应“及时电告师部转各方，以便应付上层关系”，同时要求各部队注意：“不能把所有杂色部队都看成反共反八路军的力量而采取同样的手段来对待”。

1940年2月7日，罗荣桓和陈光致电中央军委，汇报了官里庄惨案和对顽固派反击的情况。2月11日，毛泽东亲自起草了中共中央给115师的复电：“陈、罗七日电今看到，所取方针是正确的，望坚决执行。”复电还说：“沈鸿烈属于顽固派，对我百端摩擦，故须在自卫原则下坚决消灭之……于学忠与沈鸿烈不同，他是尚有希望的，除对其反共政训人员应加以坚决打击外，对东北军应极力争取，至少使之取中立态度。”中共中央同时将这一份重要电报，发给朱德、彭德怀、杨尚昆、刘伯承、邓小平、徐向前和朱瑞。

由于115师政策正确，奉行将于学忠和沈鸿烈区别对待的方针，团结了东北军，于学忠和霍守义在山东基本上保持中立态度。1940年底，霍守义所率部队开往苏北后，115师还同他们有电报来往。随后新四军第3师师长黄克诚，又派人与霍守义疏通关系，继续与其保持良好的关系。这对于八路军和新四军反对日伪军的“扫荡”、“蚕食”，反对国民党顽固派的进攻，巩固和扩大抗日根据地，都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三打“祝家庄”

1940年1月初，八路军115师在挤走李长胜的同时，罗荣桓与陈光又制定了新的行动方案，其要点是：创立以抱犊崮为中心的鲁南抗日根据地，并于近期进攻白彦，经营天宝山，争取与泰西山区和沂蒙山区打通联络，留主力一部坚持冀鲁边的斗争；在鲁西的萧华部与杨勇部应沿黄河而打成一片，巩固鲁西和泰西的抗日根据地；苏鲁豫支队彭明治等率3大队开辟湖西金县、单县等地区，2大队调鲁南，与陇海路南之1大队相配合，沿陇海路两侧向东推进。

此前，1939年9月下旬，萧华已奉八路军前进指挥部的命令，率挺进纵队机关和主力一部，由冀鲁边转移到鲁西北。10月间，按师部的决定，与杨勇部合编为343旅，兼鲁西军区，由杨勇任旅长兼司令员，萧华任政委，统一领导鲁西抗日根据地的斗争。

这一行动方案的关键是应首先拿下白彦。

白彦，位于抱犊崮与天宝山区的中间，是重要的交通枢纽，是鲁南通往沂蒙山区的必经之地。大地主孙鹤龄为当地一霸。他的儿子孙益庚是白彦的乡长。在这一地区，孙家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