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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女婿阿兰·德·布瓦西厄上校，当时是法国陆军装甲兵参谋长，他检查了一下左右两扇后车门是否都关好，然后才坐到前排司机旁的座位上。

另外两名警卫人员陪着总统和夫人走下台阶后，登上了第二辆车。其中一个是身材高大的警卫人员昂里·德儒戴，是一个来自阿尔及利亚的柏柏尔人。

昂里·德儒戴扶了一下腰间的手枪，坐在司机的旁边。从这时起，他那双锐利的眼睛就不停地转动着，他并不注意前面的那辆汽车，而是在汽车快速行驶中注视着两旁人行道上和汽车转弯时街上的一切动态。

第二个人对留下来的警卫人员嘱咐了几句话后，进入了轿车的后座。他就是戴高乐总统的警卫队长让·杜克勒。

在广场两侧的墙边，有两个戴白头盔的摩托车手发动引擎，徐徐驶出阴影向大门开去。摩托车手并排停在大门边，他们互相保持着10英尺的距离，注视着后边的汽车。马鲁驾驶的汽车启动后，紧跟在前面的两辆摩托车后边。第二辆汽车则跟在马鲁的汽车后面。

这时，是下午7点50分。

这一小车队驶入通向市郊的大街，进入马利尼大道。小车继续向前行驶着。在大道边的树下，有一位头戴白盔的青年看到车队，就驾车离开便道，他与小车队拉开一段距离后跟踪前进。

8月周末的大街上，车辆往来都很正常。总统的出行也未事先通知，只有值班交通警察听到摩托车的警报声后，才知道小车队的到来，急忙停止大街上行驶的其他车辆，让小车队通过。

小车队在树荫浓密的大街上加快了车速，飞快地进入了克雷蒙梭广场，直向亚历山大桥驶去。只见那个骑摩托车的人，紧紧地追在这个车队后面，继续跟踪着。

马鲁驾驶着汽车跟着两位摩托车警卫后面过了大桥，直奔向加里昂尼将军大道，然后驶入宽阔的莫凡立特林荫大街。

到这时，后面跟踪摩托车的那位青年人确认戴高乐车队是驶向巴黎郊区的，他在一个十字路口停下来，走向街角上的一家咖啡馆。到了里面，他从口袋里拿出一枚小金属辅币，利用咖啡馆里的公用电话，打了一个市内电话。

这时，在巴黎的郊外，让·马里·巴斯蒂安·蒂尼中校正在等待着。他在空军部工作，已经结婚，并且有三个孩子。虽然他有正常的职业和家庭生活，但心里则充满了对夏尔·戴高乐刻骨的仇恨。因为他认为戴高乐把阿尔及利亚放弃给阿尔及利亚民族主义者是对法国的背叛，是对那些在1958年使他重新上台的人的背叛。

对他自己来说，失去阿尔及利亚并未使他个人遭受到什么损失。所以说他仇恨戴高乐并不是出于个人利益。他认为自己是一个爱国者。他认为谁要是出卖了祖国的利益，他一定要杀死这个人以表示对祖国的忠诚。

在那个时期，有这种观点的人何止千万，但像他那样成为“秘密军队组织”领导成员的到底还是少数。这个组织的人员发誓要杀死戴高乐并打倒他的政府。巴斯蒂安·蒂尼就是这样一个人。

电话打过来的时候，他正在喝着啤酒。酒吧间侍者把电话递给他以后，就到酒吧间另一头去调整电视机去了。巴斯蒂安·蒂尼听了几秒钟后，对话筒低声说：“很好，谢谢你。”就放下了电话。他的啤酒钱是先付过了。于是，他慢慢踱出酒吧间，走上了便道，从腋下拿出一卷报纸，小心翼翼地把报纸打开了两次。

街对面，一个青年妇女把她一楼套间窗子上的纱窗帘放了下来，转身对在屋子里来回走动的十二个男人说：“走的是第二条路线。”五个青年人——他们不都是老练的刺客，立即停止了搓手，跳起身来。

其余七个人年龄较大，也不那么激动。他们之中有一个老于此道的人，他是巴斯蒂安·蒂尼的副手，名叫阿兰·布格勒内，他是一个极右分子，出身于一个拥有土地的绅士家庭。他35岁，已婚，有两个孩子。

这间屋子里最危险的人物是乔治·瓦当。他39岁，宽宽的肩膀，方方的下颚，是一个狂热的“秘密军队组织”成员。他原是阿尔及利亚的一个农业工程师，两年后变成了“秘密军队组织”的一个最危险的刺客。由于他腿上曾经受过伤，所以，人们叫他“拐子”。

姑娘宣布了这个消息以后，十二个男人通过楼房的后楼梯来到了一条小街，那里停放着六辆车，都是偷来或租来的。这时是7点55分。

巴斯蒂安·蒂尼亲自花了许多天研究行刺地点、测量射击角度、计算车辆的速度和距离，以及拦截车辆所需要的火力。他选定的地点是通向小克拉玛区主要交叉路的一条又直又长的名叫解放大街的马路。

计划是这样的：第一组由带长枪的射击手组成，他们在不到交叉路200米的地方向总统的汽车开火。他们躲在停在路旁的一辆埃斯塔费特牌面包车里，以非常小的角度向开过来的车辆射击。

根据巴斯蒂安·蒂尼的计算，等到前面一辆车开到和面包车并排的地方时，应该有150颗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