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哗变失败了。戴高乐只是略施小计，就把哗变在娘胎里扼杀了。在最终宣布开始同民族解放阵线进行谈判的前几周，给部队发了成千上万台简易半导体收音机，这件事丝毫没有引起军官们的注意。他们把收音机看成是给予部队的无害安抚，许多军官和高级军士们甚至还赞成这种做法。苦于炎热、苍蝇和无聊生活的士兵们，听听法国的流行音乐倒是一种惬意的消遣呢。

但戴高乐的声音就不是这么无害了。在军队的忠诚受到考验的严重关头，遍布整个阿尔及利亚各兵营的成千上万的义务兵打开收音机收听新闻。新闻结束后，他们听到了罗丹自己于1940年6月曾经听到的同一个声音，内容也几乎相同：你们面临着忠诚的抉择。我就是法国，掌握着法国的命运。跟随我，服从我。

一些营长早晨醒来时发现只有少数几个军官还在，大多数军士都走了。

兵变像南柯一梦似地被收音机的广播粉碎了。罗丹比其他部队幸运些，他的120名军官和士兵跟他在一起。这是因为他带领的这个部队有很大一部分是在印度支那流过汗的，而且在阿尔及利亚也流过血的。他和其他参加兵变的人在一起，组织了一个“秘密军队组织”，发誓要推翻爱丽舍宫的那个叛徒。

在胜利的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和效忠于法国的军队之间，进行大规模破坏的时间不多了。在最后的七周里，当法国殖民者把他们毕生辛苦所得廉价变卖、逃离战火纷飞的海岸时，“秘密军队组织”对他们不得不留下的一切进行了最后一次骇人听闻的洗劫。之后，那些在戴高乐当局的名单上挂了号的“秘密军队组织”领导人，只有离乡背井逃亡国外一条路了。

1961年冬，罗丹成为安东尼·阿古的副手，也是流放国外的“秘密军队组织”的行动领袖。从此以后，阿古凭他锐利的鉴别能力、他的才干和他的敏捷，使他成为在法国大城市进行活动的幕后人；而罗丹的特点，则是他的组织能力、他的老练和他具有丰富的战斗知识。

如果他仅仅是一名粗鲁的狂热者，那他将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人物，而决不会是一个杰出的领袖。早在60年代初期，很多有才干的人为“秘密军队组织”扛枪。但他比这些人更为能干。老鞋匠生下他时给他一个善于思考的头脑，虽然他始终没有受过学校教育，也没有经过军事学院的训练，他是用自己的步子，走出他自己的路来的。

当罗丹以自己的信条面对法国和面对军队的荣誉时，他和其他人一样的固执；但当他对待纯粹是具体问题时，他就能重视实际效果并进行逻辑的思考，因此他比世界上所有的鲁莽的狂热分子和不顾死活的亡命之徒更高明一筹。

因此，他在3月11日那天早晨，想到了如何谋刺戴高乐的问题。他并不那么傻，认为这项工作简单易行。相反，由于小克拉玛和军事学院的失败，更加重了困难。要想寻找一个刺客倒不是难办的，问题是现在总统周围已经筑起了一堵很安全的围墙，想找一个人或提一个简单计划，能钻进这个安全的围墙，已经是非常困难了。

他有条不紊地在脑子里思索着一系列的问题。

他在窗前坐了两个小时，一根接一根地吸着烟，直到整个屋子都弥漫着蓝色的烟雾，才拟出了一个计划来解决这些问题。他对计划进行严格检查时，它似乎合理可行，但到最后却总是经不起考验，无法成立。想来想去，总有一个问题无法解决，即保密问题。

自从小克拉玛事件以后，情况有了改变。行动分局打入“秘密军队组织”上下各层的程度已达到惊人的地步。他的上级阿古最近遭到绑架一事就表明行动分局是多么急于抓到“秘密军队组织”的领导人并加以审问。他们甚至不惜和德国政府大吵一场。

阿古受审已有十四天，“秘密军队组织”的全体领导人都不得不东躲西藏。乔治·皮杜尔突然对出头露面失去兴趣。全国抵抗委员会的其他成员，也惊慌失措地逃到西班牙、美国和比利时。他们一窝蜂地抢购假证件和远程机票。

较下层的成员们看到这种情况后，都大为丧气。在法国境内，以前乐于提供协助的人，如藏匿被追捕的人、运送武器、传递消息，甚至提供情报等等，如今接到电话时却都轻声说一句道歉，就挂上了电话，再也不肯理睬他们了。

小克拉玛事件失败后，被捕者受到审讯，法国境内的三个地下组织网全部被迫停止了活动。法国警察根据内部情报，抄了一家又一家，破获了一个又一个贮藏武器和其他物资的密室。另外还有两次谋刺戴高乐的活动，当阴谋策划者们刚坐下开第二次会时，就被大批警察捕获。

当全国抵抗委员会的人在委员会里进行讲演，空谈在法国恢复民主的时候，罗丹却坚强地准备对付他床旁鼓鼓囊囊的公文包里所描述的那些事实：缺乏资金，在国内外失去支持，人员减少和信誉下降，“秘密军队组织”在法国保安总局和警察的袭击下正在分崩离析。

罗丹独自一人在反复思考之后，喃喃自语道：“一个不知名的人……”他挨个数了一系列他知道敢于行刺总统的人，但是这些人每个都在法国警察总部有一本像《圣经》那么厚的档案。他自己——马尔克·罗丹，不是也因此而躲在奥地利一个偏僻山村的旅馆里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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