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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年8月25日，星期日，是一个酷热的日子，可以说是夏季热浪的高潮。和一年零三天以前，巴斯蒂安·蒂尼中校和他的伙伴们准备在小克拉玛附近谋刺总统的人并没有意识到以后怎样，但实际上，在这以后发生了一系列的事件，而今天在这个城市里酷热的星期日下午的这次行动，才是最后一次了。

当整个巴黎在庆祝从德国法西斯统治下赢得解放十九周年纪念日的时候，差不多有75000人穿着蓝色斜纹哗叽制服，满头大汗地在维持秩序。由于报刊上热情的宣扬，这天的解放日庆祝活动，参加的人真是人山人海。但绝大多数人是看不到总统的，因为总统的周围总是被一大群警察包围着。

那些文武官员们这天被邀请参加庆祝仪式，并为能站在总统的周围感到荣幸；但他们都没有觉察到他们的一个共同特点，怎么他们都是些高个儿呢？他们和警察们始终站在总统身边，像是一道人墙，除此而外，还有总统的四名保卫人员，形影不离。

总统是近视眼，而他在公开露面时，又不肯戴眼镜，因此看不到在他的身边还有四个大个儿，他们是罗杰·德西埃，保罗·考米迪，雷蒙·沙西亚和昂里·德儒戴。

这四个人，新闻界给他们的绰号叫“猩猩”。大多数人都以为他们看上去确实像猩猩。实际上，不如说他们走路的模样更像。他们都是精通各种打斗形式的能手，每个人的胸部和两肩的肌肉都十分发达，他们的两臂不能紧靠身体，而只能往外张开。加上他们每人的左膊腋下都藏有武器，使他们更像猩猩了。他们走路时，手掌都是张开的，这是因为便于在紧急时刻能立即抽出武器，投入战斗。

这天上午，在凯旋门的仪式一切都按计划进行，没出什么意外的事。广场周围的大厦屋顶上，有数百人拿着望远镜和自动步枪偷偷地躲在烟囱后面守卫着。直到总统的车队离开广场，进入香檄丽舍林荫大道，驶往圣母院时，他们才松了一口气，爬了下来。

教堂里一切如常。巴黎的红衣大主教在教士们的伴随下，主持了仪式。在他们穿上法衣的时候，也都受到了严格的检查。在教堂奏风琴的楼厢里，也埋伏了两名带枪的警察，监视着楼下的群众，这事连大主教也不知道。至于教堂里一起参加祈祷的人群中，也有不少便衣警察混在里面。他们并不下跪，也不闭眼睛，但他们也诚挚地进行祈祷，这是警察们传统的祷词：“上帝啊，请不要在我值班时出事儿！”

教堂外面的观众，虽然都站在离大门200米以外，只要谁把手伸进自己的衣服，立即就会被赶走。其中有一个是为了要在身上抓痒痒，另一个则是为了要取他的香烟盒子。

还是没发生什么事。屋顶上的自动步枪没有声音，更没有什么炸弹爆炸。警察们不但监视着群众，还互相监视着，他们注视着伙伴们是否都佩带规定的胸章，以免豺狼混在里面。有一个共和国保安部队战士由于遗失胸章，被当场抓住，带到附近的警车上。他的轻机枪当然被缴械了，直到傍晚才被释放。而且，还找来了二十名他的同事来证实他的身份。

在蒙特瓦勒里昂纪念堂，气氛更紧张。但即使总统看得见，他也未做什么表示。在这个工人住宅区里，这些保安人员估计，只要总统进了纪念堂就安全了。但当总统的车队在这狭小的街道上驶来，在转弯的地方慢下来时，他们又感到很危险，害怕会有刺客伺机行动。

实际上，这正是豺狼选中的时机和地方。

比埃尔·瓦尔雷觉得烦透了。他又热又渴，军外套紧粘在脊背上，半自动冲锋枪的皮带勒在湿淋淋的衣服上，把肩膀擦得生疼。现在正是开午饭的时间，他知道又吃不成了。他开始有点儿后悔，真不该参加共和国保安部队。

他本来在家乡卢昂的一家工厂里工作，后来被解雇了。当他在劳工介绍所等工作的时候，办事员指着墙上的广告画，劝他考虑考虑。画上有一个身穿制服的共和国保安部队战士，并且注明这是一个有希望、有前途，而且很有意义的职业。画上这个人所穿的制服，做得像是巴黎时装专家的杰作，于是瓦尔雷便报名入伍了。

去后才知道住的那座营房外表像是监狱——过去也确曾是监狱，才知道要操练，要夜间演习，要穿上刺得皮肤发痒的哗叽军外套，要在大冷天或大热天气里在街角上一站几小时，搜捕永远也不会落网的犯人。人人都证件齐全，干的也无非是些世俗的和无伤大雅的事情。

而现在却到了巴黎，这是他第一次离开卢昂。他本来以为可以观光一下这个美丽的城市，但没有希望啦！在巴比克特上士负责的小队里当差还会有好事吗？无非还是老一套。

“看见那个挡人的栅栏了吗，瓦尔雷。好，就站在它旁边，看着它，别让人挪动它，没有经过特许的，谁也不准通过，懂吗？你的岗位责任很重大呢，小伙子！”

责任重大？嘿！他们为了这个巴黎解放日，真有点兴师动众啊。从外省调来了数以千计的人来补充巴黎的部队。昨天夜里，他的营房里有来自十个不同城市的人，巴黎的士兵谣传说可能有人想搞什么名堂，否则干吗要小题大作呢？谣言总是谣言，结果屁事也没有。

瓦尔雷转过身子，朝雷纳街那边望去。他看守的栅栏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