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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到场的群众开始在栅栏前面聚拢。他心想有些人的耐心真是大得出奇啊！你想想，就为了在300米外看看那一大堆脑袋，而据说其中有一个是戴高乐的。

当铁栏杆旁聚集有一百多人的时候，他看见一个老头儿走过来了。他一步一拐地走着，似乎再走不了半里路他就得倒下。那顶黑色军便帽上，已经渗透了汗水，那件长长的军大衣在他膝盖下面左右摇摆，胸前还挂着一排纪念章，铁栏杆旁有几个人充满怜悯的心情望着他。

瓦尔雷想：这些老家伙总是珍藏着他们的纪念章，好像他们毕生就只有这点财产；可能他们中有些人真的只剩下这些东西了。像这个老头儿，连一条腿都牺牲掉了。瓦尔雷望着老头儿从街角拐过来，他想老头儿年轻时一定有两条健康的腿，那时他一定跑过不少地方。这使他回忆起当年在家乡海边时，看见一只老海鸥用一只脚站在沙滩上时的情景。

天哪，如果你在垂暮之年只能靠一条腿一瘸一拐地过日子，再也离不开那根铝制的拐杖，该有多惨啊！

老人跌跌撞撞地走到他面前。

“我可以过去吗？”他畏畏缩缩地问。

“好啊，老爹，看看你的证件吧！”

退伍老军人在衬衫里摸索了一阵，衬衫已经旧得经不起再洗一回了。他掏出两张卡片，瓦尔雷接过来一看：安德烈·马丁，法国公民，53岁，出生于阿尔萨斯省科尔马城，现住巴黎。另一张卡片也是属于同一个人的，卡片上端横写着一行字：残废军人。

“嗯，不错，你是残废人。”瓦尔雷想。

他把两张卡片上的照片都研究了一番。它们都是拍的同一个人，但不是同一时间拍的。

他抬起眼睛，说：“把帽子摘掉。”

老军人摘下帽子，把它捏在手里。瓦尔雷把他眼前的那张脸跟照片上的脸对比了一下，是一样的，不过他面前的人满脸病容。他在刮脸时割破了好几处，割破的地方贴了些小块的纸，斑斑血迹还明显可见。灰扑扑的脸上汗水淋漓，一簇簇灰色的短发凌乱地矗立在脑袋上，因为帽子搞得太急，更加乱成一堆。

瓦尔雷把卡片还给他。“你要上那儿去干什么？”

“住在那儿，”老头儿说，“我靠养老金过日子，我有一间顶楼。”

瓦尔雷一把抓回了卡片。证件上的地址是巴黎六区雷纳街154号。瓦尔雷抬头看看他面前的那所房子。门牌上的号数是132，154号当然还要朝前走一段。他想，没有命令说禁止一个老人回家啊！

“好，走吧。可是别乱闯啊，总统过不了几小时就要来啦。”

老人微笑着，他在收起证件时差点跌倒在地。瓦尔雷伸手去搀扶他。

“我的一个老伙伴今天要领勋章，我是两年前领的。”他敲敲胸前的解放勋章，“不过那天授奖的只是国防部长。”

瓦尔雷看看那枚勋章，原来那就是解放勋章啊！为了它丢掉一条腿可真不值得。他想起了他的职责，便大模大样地点了点头。老人一瘸一拐地走了。瓦尔雷转过身去拦住了一个想乘机溜过栅栏的人。

“行啦，行啦，走吧，站到栅栏后边去。”

他朝那个老兵看了最后一眼，只见那件大衣闪了一下，就在远处街道尽头紧靠广场的一个门道里消失了。

贝特太大觉得眼前人影一闪，吃惊地抬起了眼睛。今天的日子真不好过，警察来察看了所有的房间，她不知道那些房客们要是在家的话该作何反应。幸好除了三户以外，其余的全都去欢度8月的节日了。

当警察走了以后，她总算可以坐在门旁的老位子上织点毛线活了。两小时以后将在离她100米远的车站广场上举行庆祝仪式，对此她毫无兴趣的。忽然听到有人在说话：“对不起，太太，我想你能否给我一杯水，我是在等候举行仪式，可又是那么热。”

站在她面前的是一个老头儿，穿着一件军大衣，和她那早已去世的丈夫过去穿的完全一样。左胸前的上排缓带下有几枚纪念章在摆动着。他很沉重地支撑在那根拐棍上，大衣下面只有一条腿；他那憔悴的脸上冒着汗。贝特太太把毛线活叠起来放进她围裙的大口袋里。

“哟！可怜的先生，你就是这样走来的吗？天气那么热，庆祝仪式还要两个小时以后才开始呢。你来早啦！进来，进来。”

她站起来走向门厅后面的厨房去倒水。这个老兵拐着跟在后面。

当她在厨房里放自来水的时候，根本没有听见关门的声音。她隐约觉得有一只手从身后伸过来，抓住她的颚骨，她头部右侧耳边的突骨下方被一只骨节粗大的手指使劲掐住，顿时只觉得眼前冒金星，手上拿着的玻璃杯掉下来打得粉碎，她失去知觉的身体无声无息地瘫软了下来。

豺狼急忙解开他的大衣，伸手到腰上把本来绑在臀部的右脚上的绳子解开。他把腿伸直，又把膝关节舒展了一下，只觉得一阵疼痛。过了好几分钟后，血液才慢慢地流回到小腿和脚踝部位，不过这只脚暂时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