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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过了5分钟，贝特太太的手脚被捆了起来，嘴上贴了一大块橡皮膏。他把她塞在洗碗槽的下面，关上门走了出去。

在会客间桌子的抽屉里，他找到了各套公寓的房门钥匙。他重新扣好大衣钮子，拿起那根拐棍，像十二天前在布鲁塞尔到米兰去的途中那样一瘸一拐地走过来。他从门缝中往外望，门厅里没有人，他走出会客间把门锁上，慢步爬上楼梯。

到了六楼，他先选定贝郎瑞小姐的公寓，敲敲门，没有声音。一会儿，他又敲了几下，无论是这一家，还是隔壁房间的夏里埃先生的公寓里都没有声音。他拿出钥匙，找到了贝郎瑞的名字，然后把门打开，进了房间，立即把房门锁好。

他走到窗前往外望，在马路对面的屋顶上，穿蓝色制服的人，都已陆续进入各自的岗位上，他到得正是时候。他伸出手打开窗子，把两扇窗页轻轻地往内拉开，直到都碰到墙壁为止。然后他往后退了几步。太阳光照进窗户，在地毯上有一个方形的亮影子。这样一来，房间的其余部分就显得更暗了。

如果他站在暗处，那么对面屋顶上的人是决不会看见他的。

他走到窗户旁边，躲在拉开的窗帘后面往下看，可以看到130米外的车站广场。他又往回退了几步，把一张桌子搬过来，拿开了上面的桌布和一瓶塑料花，又从沙发上拿来了两只靠垫，用这些作为枪垫子。

他脱掉了军大衣，卷起衬衫衣袖，把那根拐棍拆成几节，着地的一头的黑橡胶塞也被旋了下来，露出里面的三颗子弹。为了造成恶心和出虚汗的病弱现象，他曾吞下了从另两颗子弹里取出的火药，直到这时，恶心和冒汗的病象才渐渐消失了。

他从几根管子里拿出了消声器和望远瞄准镜，在最大的管子里拿出枪的主要部分，接着就组装了起来。他坐在桌子后面，把抢镜子放在靠垫上，从望远瞄准镜里看出去，沐浴在阳光下的广场看得清清楚楚。他看到广场里有一个人正在安排庆祝仪式时各人站立的位置，就用枪瞄准他。在望远瞄准镜里，这个人的脑袋看上去就像他在布鲁塞尔郊外森林里树干上挂着的西瓜一样大。

最后，他满意了，又把三粒子弹放在桌子上像一队士兵似地排列着。他用拇指和食指拉开枪栓，装进了第一枚子弹。他想，一枚子弹足够了，其余两枚是备用的。他又推上了枪栓，直到顶住了子弹的尾部，然后固定住。一切就绪之后，他把枪放在靠垫上，伸手到口袋里，拿出香烟和火柴。

他大口大口地吸着第一根香烟，靠在椅子上，他还得等待一小时零45分钟。

第二十一章

克劳德·勒伯尔觉得他仿佛一辈子都没有喝过水似的。他口内发干，舌头贴在上颚上，就像焊住了似的。不光是因为天热他才有这种感觉，而是有点儿慌，许多年来他第一次真正着了慌。他肯定下午会出点事，但是怎么出、什么时候出，他却还没有找到半点儿线索。

这天上午，他去了凯旋门，也去了圣母院和瓦勒里昂山，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这天中午，他在部长那里参加了最后一次会议，他感到这些人的紧张情绪已经消失，几乎有点轻松愉快了。只剩一个仪式有待举行了，地点在“六月十八日广场”。他们确信，那里是经过彻底搜索和无缝可入的。

他们这一伙人是在离爱丽舍宫不远的一家饭馆里用午餐；而这时，戴高乐在宫里进午餐。当他们从饭馆出来时，罗兰上校说：“看来这个人已经走了，已经滚蛋了，其实这是他最聪明的办法。但总有那么一天，他会在什么地方冒出来，那我们的人一定能把他逮住。”

这时，勒伯尔一个人心烦意乱地在离蒙帕纳斯大道200米远处的一群人中间徘徊着。由于距离太远，他看不清广场上有什么事。他一路向站在栏杆边的警察或共和国保安部队战士提出同样的问题，回答也是一样的：自从12点钟栏杆装起来以后，没有人进去过。

主要的大道上交通已经中断了，小路和胡同里的交通也断绝了，屋顶都被置于严密监视之下，车站本身布满保安人员，因为那里有许许多多可以俯视院子的办公室和顶楼。保安人员还爬上了巨大的机车车库的房顶，居高临下地监视着静悄悄的车站月台，那儿的全部火车已在当天下午转移到了圣拉扎尔车站。

警戒区内的每一幢建筑物都经过搜索，上至顶楼，下至地下室，一处不漏。绝大多数房间都空空如也，住户们已去海滨或山上度假。

一句话，“六月十八日广场”地区是无缝可入的，正如瓦伦丁局长所说的，“比耗子的pì_yǎn还要紧密”。一想起奥弗涅省的那个分局长的这句话，勒伯尔不禁笑了起来。突然间，笑容消失了。瓦伦丁并没有截住豺狼啊，他想。

他穿过小路，凭着他的警察通行证抄近路来到了雷纳街。到处情况都一样，离广场200米以外的道路全部封锁，人群停立在栅栏外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