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至少给我们一挺机枪。”
“老黄和他的副手刚才阵亡了,我知道你会用机枪,等下我叫人送来给你。”
我虽然还有话想说,但只好对着他的屁股敬礼。
我召集部下,要他们打开背包,取出zha药包和拆散的爆破筒。
“我们要去打蓝七号,昨天我看过了,那个地方炮打不到,左右两侧另有别的碉堡掩护着……”
我用刺刀在壕壁上给大家画出形势图。
“连长答应给我们一挺机枪,就由我来用,聂准尉做我的副手。”
我看了一眼伯爵家的准尉,他只是点着头,没有感激,也没有不满。
他脸上的泥不知什么时候已经擦干净了。
我估计他的手帕八成应该已经废了。
通讯员小仇和军医老胡把机枪送来了,连同枪上卡着的,一共三个弹鼓,另外还有两个一百发的子弹袋。
“谁想拿药。”
老胡说,左右扫视我们,那眼神就像是要喂鸡喂鸭一般。
我要了一卷绷带和一粒止痛片,我的那粒止痛片刚刚已经给了狗儿了。
“李岫同是你们排的吧?”
老胡问。
“他怎么了?”
“我刚刚还在抢救他,失血过多,死了。”
老胡说,收好药箱,叫上小仇一起走回去。
老马掐灭了一根烟头,揉着眼屎说,命苦啊,结婚不到半个月就出征了,他们家只盼着他来传宗接代了。
李岫同是老马班上的,二十一岁的一等兵,是家里三代单传的独子,如果不打仗的话,今年夏天就该退役了。去年夏天回家时娶了个媳妇,一销假回部队就赶上了打仗。昨天我还看到他一边读着家信一边流眼泪,一问,才知道是他父亲病倒了,病得还挺重。
“母亲说,父亲总在念叨着,要是能抱上孙子,死也瞑目了。”
这是我听到他说的最后一句话。
我没有时间为一个人感伤,太多人在我面前死掉、残废,我麻木,因为下一个很可能就是我。
我讨厌残废,我宁愿战死,我不在乎抚恤金——我家里从来不缺钱,我写过遗书,如果我战死了,抚恤金捐给阵亡将士遗族救助会,只要把勋章寄回家就好。
但在骨子里,我还是怕死,我当然怕死,不然我怎么会老在后面掩护别人?
我之所以如此拼命,一是为了军人的职责和收复失地的信念,二是为了立功升职。
大哥和二哥的人生目标是发财,我的目标是权力,我想要号令千军万马的权力,我还曾想象过退役后竞选国会议员甚至当上总理大臣的情景。我想用我的手,掌握这个国家的大脑,影响亿万人的命运,实在不行,掌握千万人的命运也好。
如果随随便便死在这里的话,以后的目标就无法实现了。
立功的同时也要保护自己——我估计身边的每个人都有类似的想法,只是很多时候,形势不允许各人珍惜自己的生命。
“我带领一班做掩护,二班负责突进,三班负责近接支援。全排的手榴弹全部给三班,三班还要挑三个人为二班搭人梯,那道岩壁实在太陡了……我看了一下,蓝七号有三个枪眼,左边那个死角比较大,二班三班就从碉堡左下角突进,注意利用岩石和弹坑做掩护,还要特别防范左侧那座小碉堡的纵射火力……”
我向部下细细交代了一番,还临时让狗儿代理二班班长。
原二班班长朱时贵中士胸口上开了两个弹洞,被送下去抢救了,生死未卜。副班长吴梁柱下士两天前就被一发炮弹打成了肉片。
我相信狗儿,他曾经在我面前独自炸掉了一个碉堡,我自以为是地认为同样的幸运会在同一个人身上反复出现。
狗儿说:“排长你放心,交给我吧,俄国鬼子伤不着我,这次我还要亲手端掉那玩意。”
听到一班负责在后掩护,老马微微松了口气,我知道他在想什么。
伯爵家的准尉问:“排长,我的任务是装子弹吧。”
我说:“第一,装子弹。第二,替我观察左右,看看还有哪里更需要支援。第三,如果我倒下了,立即代替我……”
伯爵家的准尉很爽快地说,他知道了。
他知道个屁。
连长蹭了过来。
“准备好没有,等下听到军号响,三个排要一起上,谁也不许落下,当然,也不要抢先。”
“我知道,要分散敌人的火力嘛。”
连长说,没错,就是这个道理。然后转身就走。
我军的炮火反复耕犁山腰的敌阵地,我感受得到对方心里的战栗,就像总攻双城子要塞时我在弹坑里躲避敌人炮火时那样,心里说不怕不怕,牙齿却禁不住抖出声来。他们跟我们,会有什么不同吗?
军号声钻刺着耳膜,我提起机枪攀出战壕,狗儿端着我那枝挂了龙旗的步枪呼一阵掠过我身边,转眼间就跳上了山坡。
“二排,给我上!炸完这碉堡改天我请客!”
我这边才刚刚喊完,忽然听到整条战线上山呼海啸地响起一阵“帝国万岁”的呐喊声,我知道,这是一次规模宏大的总攻,光是进攻这座基米尔山,军里就投入了4个最精锐的团。
我们93团当然是最精锐中的最精锐。
“帝国万岁!”
排里的所有人前后不一地呐喊着,然后猫起腰,拄着步枪,麻利而缓慢地爬上山坡。
从山脚到山腰的坡度不算陡,到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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